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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监测京城水质
日期：2009-07-07 作者：中国环境报记者 邓佳 摄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6版(http://www.cenews.com.cn/xwzx/cysc/sk/200907/t20090707_619281.html)
由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研制的水质在线生物安全预警系统日前在京密引水渠正式投入使用。据实验室饶凯峰介绍，这套系统是在国家863项目资助下完成的，具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
日本青鳉鱼，因其体形、敏感度适合生物预警研究，被国际公认为标准模式鱼种。一旦水质有细微的变化，小鱼的游动、呼吸、摆动等行为就会出现异常，从而切割测试管内的电场，系统将及时报警。报警信号可及时传送至系统匹配的检测电脑或手机上，相关工作人员可快速反应。据悉，新的水质监测系统正在检测中，不久将安放在北京田村的自来水五厂。小鱼们还将在世博会和亚运会期间在上海和广州市“上岗”，成为把守水源安全的“士兵”。
20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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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亟待建立生态文明
（注：此文为《中国环境报》2007-10-22（第二版）为庆祝十七大胜利闭幕采访王如松研究员的一篇生态文明专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刘蔚
2007-10-22
本期对话人物
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国际生态学会及国际生态工程学会执委，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城市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生态理论、方法及产业生态工程集成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和国际合作课题。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规划、产业生态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访谈精典导读
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传统文明只包括精神文明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而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体制的内容，还应包括人们的认知。
生态文明是人们贯穿经济、社会、自然的一种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文化振兴，是科学发展观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具体体现。
环境和经济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社会、经济、环境的三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
对话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蔚
点击一
焦点关注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关键思路
天人关系的文明
记者: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应包括哪些内容？
王如松: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态。
生态有3种内涵:首先，生态是一种关系，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周围环境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其次，生态是一门学问。一是哲学，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科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科学；三是工程学，是模拟自然、生态结构、功能、机理来建设人类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工程学或工艺学；四是美学，是人类品味自然、享受自然的审美观。此外，生态用于人类社会还表示一种文化，是人和环境在长期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脉、肌理、组织和秩序，是天人关系的文化。
至于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自然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我国古代汉语中，文明这个词具有文采、文藻、开明、明智的意思。文明和文化在18世纪欧洲各国通常作为同义语使用，都是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俗、风尚等的综合体。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人类开化和进步的一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则指人类在改造环境、适应环境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自然持续共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方式的总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哲学、科学、教育、医疗、卫生)、对生产经营方式的组织(产品的纵向、横向和区域组织方式)、对人类行为的规范(道德、伦理、信仰、消费行为、价值观)、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制度、法规、机构、组织)，以及有关天人关系的物态和心态产品(建筑、景观、产品、文学、艺术、声象)等。
点击二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历史关键思路
中国延续和传承了生态文明
记者:生态文明是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吗？中国是否有着悠久的生态文明历史？
王如松:从历史上来看，生态文明一词不是西方发明的，而是由四大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创造、延续和维持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即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即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个体的生存、竞争必须合乎道理和情理，但群体的共生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却有赖于事理和义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3000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华夏生态文明。
当然，最近200多年，我们不仅科学上落后，传统生态文明也在衰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但是传统社会的生态自生和共生机制有所削弱。西方有宗教在平衡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社会心态。中国人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但我们却有2000多年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荟萃的中华文化，维持社会的稳定持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单位观念、社会共生能力很强。人的动物本能是温饱境界，市场经济基于功利境界，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必须有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和天地境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传统文化全部砸烂，市场经济恢复了功利境界极度膨胀，但道德、信仰境界却相对滞后。只有5类境界相辅相成，我们的现代化才可能持续。八荣八耻、三个代表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就是要解决这后几类境界问题。
点击三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关键思路
国际社会广泛重视
记者:生态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重要历程？
王如松:生态文明在国外属于人类生态学范畴。从现代来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形成了人类生态学。他们提出把自然生态的一些原理应用到城市中，管理好城市社会，这是城市的生态文明。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利奥波德1948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准则，即人只是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使人作为自然的主宰。土地伦理学提出在农、牧、渔等农业活动中应善待自然、善待土地、善待牧场、善待海洋，使其能够持续利用。这是农业生态文明的表现。
美国著名海洋生态学家卡尔逊1960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是近代生态文明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卡尔逊呼吁人类不要残酷地对待自然，要恢复理性，倡导一种生态的、合理的文明。这本书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从政府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生态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结论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要善待地球、善待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解决了一个“或(or)”字。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环境和发展要平衡，强调了一个“和(and)”字。但实际上，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平衡。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里约10年环境高峰会上，又提出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经过近200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生态文明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的革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
点击四
焦点关注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关键思路 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本身获得经济效益
记者:我国对于生态文明概念有哪些理解？
王如松:国际上的生态文明观大致有三大派:一是生态掠夺派，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走的是这条损人利己的工业文明道路。今天我国的高速发展既没有全球殖民地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力，也没有百年的时间去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健康，这样回归工业文明没有前途；二是生态回归派，一切原始生态系统都是合理的，什么都不能动，改变的都得恢复，一些激进的环保组织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这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其结果只能是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是文明退化观；第三是生态建设派，主张适度开发资源，但不能超载，生态系统不仅需要修复，也可以顺应生态学规律去人工创造，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协同进化观。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态学会前理事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马世骏就提出，社会的发展不能只要经济，也不能只要环境，还应该要有社会。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现代生态文明不仅要强调和谐、循环，还要强调效率、发展的力度。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现代的生态文明强调的是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效益。因此，我们既要有传统发展的稳定性、和谐性，又要有现代的力度、效益，这两者要均衡。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技术手段是小农经营，生产力不高。我国整体上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我们的建设既需要发展的稳度又需要发展的力度；既需要节流，又需要开源；既需要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又需要开拓竞争和外向共生。现代生态文明必须在吸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竞争经济和共生经济，在自然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实现线性与循环叠加的螺旋型增长。如果只强调物质的闭路循环而忽视产业发展的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骤会十分缓慢。两条腿走路，才是完整的循环经济。
记者: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王如松:答案是否定的，江苏省大丰市生态市建设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大丰市是苏北沿海淤长型滩涂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从1987年开始，在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我们配合大丰县人民政府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级市规划。
规划分成3个阶段:1990年-2005年，是生态市建设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社会全面启动、观念转型和能力建设阶段；2005年-2020年，是生态市建设全面展开、产业转型和体制改革阶段；2020年以后，是生态市建设全面优化、社会转型和功能和谐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后，我们组织了对过去15年经验教训的回顾性研究。研究发现，大丰市实际上虽然只接受和实施了规划内容的一小部分，但过去15年，大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3番；2004年GDP比1986年增长100亿元；城市化水平从1992年的16.5％增长到2004年的38.7％；三次产业比例由1986年的53.1:28.6:18.3调整到2004年的29:39:32。大丰原来是全国2000多个县中处平均水平的县，2004年，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95位。15年来，大丰环境基本保持在规划实施初期的水平，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恶化。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态意识和认知水平以及市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得到数十项国家级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荣誉称号。
记者: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是什么？
王如松:过去10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3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正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旧的文化连同其精华与糟粕经过一次次革命和运动被逐渐否定，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先后涌入中国。各种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文化交相作用，华夏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改变。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国城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富国强、日新月异。
在庆幸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些地区，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给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强烈的生态胁迫效应。几乎所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和殖民地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在这些转型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的进化和环境的退化在这些地方同样触目惊心。
环境问题的生态学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调控机制上的缺损。一些地方物欲横流、生态滞竭、心浮气燥、假冒伪劣的现象不乏其例。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文化关联的失落和认知的滞后。生态文明的振兴和人类生态的恢复已刻不容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口号，一场社会、经济、环境和科学领域的生态革命正在各国悄悄兴起。这场革命的实质是逆转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退化趋势，恢复人和自然的生态潜能，从技术、体制、文化及认识领域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意识和生态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城市社会向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在新一轮生态革命中，现代化的内涵不再是高能耗、高消费、高自动化、高生态影响的工业文明，而是高效率、低消耗、高活力的生态文明。其生态痕迹将从消极的污染型、破坏型向积极的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现代化的目标已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三维的复合生态繁荣:财富、健康、文明。这三者中，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点击五
焦点关注我国生态文明现状关键思路 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严重缺乏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应解决哪些问题？
王如松: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应包括体制的内容，体制文明应该是很重要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城乡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树状体制，条块分割，横向联系不够。经济系统缺乏物质循环，社会系统缺乏信息反馈。比如在做出一个决策、制订一项政策时，应将结果反馈回来。但我们目前反馈渠道很不畅通，时间很漫长，或者根本反馈不回来，或者直到发生了恶果才知道。而自然生态强调的是正反馈和负反馈。决策者在做决定时，就应该知道这项决定的后果。然后可以采取调节方式，过多了就减少、过少了就增多。
传统文明只包括精神文明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而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体制的内容，还应包括人们的认知。
比如去年我作为绿色奥运宣讲团成员，在一次生态学知识演讲中曾提及沙尘暴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危害，但并不是一无是处。沙尘暴本身给海洋生物带来了营养物质，沙尘暴的碱性尘埃在中和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后能减少酸雨的危害。这本是生态学中的简单常识，但被媒体报喜不报忧地报道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不但遭到数万网友的“炮轰”，甚至还被列为“2006年中国十大笑话”。其实我原意是针对某媒体问我“北京到2010年能否彻底根治沙尘暴”的问题，想普及一些生态哲学知识，告诫人们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但这场风波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在全社会包括决策、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公众中普及生态知识、宣传生态哲学和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反映了我们生态学工作者肩上沉重的社会责任。
这场争论表明，人们的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工学和生态美学知识和生态意识都有待提高。同时也反映了在全社会包括决策、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公众中普及生态知识、宣传生态哲学和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反映了我们生态学工作者肩上沉重的社会责任。
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通常会存在一些误解。人们经常强调生态均衡、生态平衡。实际上，生态均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生态没有均衡，只有和谐，是谐而不均。生态里讲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捕食者吃被捕食者”、“寄生者吃被寄生者”……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不均衡的，但它们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却形成了强弱共生、协同进化的和谐食物链。
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生态文明，有利于改变目前人们生态知识缺乏和生态意识低下的局面，有利于人们秉承科学发展观，客观、科学地认识自然、改造环境。
除了体制文明、认知文明以外，物态文明也十分重要。比如，现在一些人简单模仿美国人高物耗、高能耗的消费方式。其实，如果全世界人都模仿美国人生活，至少要5.5个地球才能养得起。此外，还有生产方式。很多企业没有考虑到消耗的资源、生产的过程，以及产品在消费和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问题，而只考虑到生产产品所获得的最大利润。因此，我们应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对环境友好的态度。
点击六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关键思路 净化、绿化、活化、美化、文化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和内容有哪些？
王如松: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部分，包括安全生态、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这三大支柱。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媒体和全体公民的热心参与。生态文明是人们贯穿经济、社会、自然的一种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文化振兴，是科学发展观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具体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包括:从科学层次认识生态(科技)，从系统层次管理生态(政府)，从工程层次建设生态(企业)，从社会层次宣传生态(媒体)，从美学层次品味生态(民众)。
生态文明建设在宏观上要逐步影响和诱导决策管理行为和社会风尚，在微观上逐渐诱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从金钱、功利取向转向社会的富足、健康与文明)、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转向功能导向，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变)和消费行为(从高能耗、高消费、负影响向低能耗、适度消费、正影响过渡)的转型，增强科学决策能力，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全社会从物的现代化向天人关系的现代化转变，塑造一类新型的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决策文化、社区文化、媒体文化和科技文化。
以生态城市建设为例，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质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滚动发展。其内容有: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绿化(结构、功能、过程、机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美化(整体、协同、循环、自生)、文化(人气、文脉、肌理、风貌)。
点击七
焦点关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联系
关键思路 亟待建立生态文明
记者:和谐社会需要建设生态文明。
王如松:是的。和谐社会在生态学上有4层涵义:一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水、土、气、生、矿等自然生态因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生态和谐；二是人的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方式的经济生态和谐；三是人的境界，温饱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天地境界等人类生态境界的和谐；四是社会的技术、体制、文化在时、空、量、构、序层面的系统生态管理方法的和谐。
和谐社会通过科技、政治、文化3种途径来推进。科技是格物的，主要是强调物质文明、推动经济发展，设计的是物理空间；政治是主事的，即管理众人之事，要创造一种政治文明，调理的是事理空间；文化是育人的，倡导精神文明，调节心灵空间。生态关系的调控就是想把这几方面穿针引线，促进一种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谐的生态文明，它强调的是一种多维生态关系空间。
记者: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哪些联系？
王如松:当前国内外环境研究的焦点正从浅层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交通拥堵、健康下降)向深层的生态问题(生态安全、生态健康、城市的代谢、整合规划和系统管理)过渡。可持续发展急需观念、体制和技术的生态转型:从问题导向走向功能导向，从末端堵截走向过程调控，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建设，从物理工程走向生态工程，从纵向管理走向系统整合。
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社会、经济、环境目标，竞生、共生、自生机制以及硬件(科学、技术、资源、资金)、软件(体制、规划、组织、管理)、心件(思想、伦理、认知、信仰)手段的三赢。从机制上讲，市场经济依靠竞争，社会主义强调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力更生，三者合一才能和谐，少一个都不行。光是市场经济不行，所以西方出现了“有道德的资本主义”；光是共生不行，不能再要社会主义大锅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导致政权的变迁；光是自力更生、回到过去顺天承运、闭关自守的传统农业经济更不行。
从目标上讲，我们既要丰衣足食、积累物质财富，又要生理心理、人居环境和区域生命支持系统的生态健康，还要有文化、精神生活的现代文明。从手段上讲，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既要依靠硬件，又要依靠软件，还要提高人的素质，即心件。所以，环境和经济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社会、经济、环境的三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不仅要经济和环境，人的发展也很重要。经济富强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中国环境报》2007-10-22
200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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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在北京开幕
来源: 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www.cas.cn/10000/10001/10010/2009/135944.htm
图为院领导参观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实施20周年，宣传保密知识，提高全员保密意识，6月1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在北京地理资源所展馆开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秘书长李志刚共同为展览揭幕，办公厅主任蒋协助致开幕辞。中科院机关副处以上干部及有关人员共150余人参加开幕式并随后观看了展览。
这次展览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首次在全院范围内组织的大规模保密宣传教育展览，院党组给予了高度重视，路甬祥院长亲自为本次展览题词：“保守国家秘密，责任重如泰山”。展览以文字和漫画相结合的展板方式介绍保密法律法规和保密基本常识，并配以大量的失泄密真实案例。展览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
参观完展览后，院机关的同志纷纷表示，这次展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看完后很受教育。面对新形势和新技术条件下保密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提高保密意识和保密法制观念，增强保密工作技能显得尤为重要。今后一定要将自身业务工作与保密工作紧密结合，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真正做到警钟长鸣。
20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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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专题调研纳米科技环境应用
科学时报 2009-6-22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网（http://www.cas.cn/10000/10001/10010/2009/135972.htm）
“纳米科技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6月1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在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局长范蔚茗、基础局副局长刘鸣华、资环局副局长冯仁国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对中国科学院开展纳米科技环境应用研究展开系列专题调研。
6月18日下午，白春礼一行首先来到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先后视察了光化学实验室和工程塑料实验室。光化学实验室副主任赵进才和工程塑料实验室副主任阳明书分别向白春礼介绍了纳米催化污染物降解和污水净化情况。随后，白春礼一行又来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视察了环境水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气环境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实验室、环境纳米材料实验室和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向研究人员详细了解各实验室利用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在环境治理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
在生态环境中心，苏州纳米所研究员陈韦、合肥研究院研究员孟国文、南京土壤所研究员章钢娅、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纲、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良宏，分别就纳米科学技术在污水深度处理与设备研发、环境检测的纳米结构阵列光原型器件、纳米材料治理POPS和金属污染土壤的原理和方法、纳米技术在湖泊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纳米材料在环境污染控制与环境检测中的技术问题及其应用情况，向白春礼作了详细汇报。
白春礼指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环境与资源约束瓶颈加大，资源与环境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深化规律认知，开发环境友好技术。纳米科技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国外已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如：纳米铁应用于土壤污染治理的研究、纳米催化剂应用于汽车尾气净化、光催化空气净化、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等。在纳米科技领域，中科院具有一定的基础，在中科院三期创新中，纳米基地在重大项目、重要方向项目、平台中关于纳米技术环境应用也作了相应的设计和部署。
白春礼认为，纳米技术用于环境领域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利用纳米技术解决污染问题仍有很多关键问题尚未解决，其中，最基本的是成本与环境安全问题。如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促进纳米领域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具体来说，要将纳米技术应用到环境治理领域需要实现三个跨越。一是在材料方面，解决纳米材料安全与宏量制备成本问题。二是检测方面，通过发展微型纳米传感器件有可能实现治理与修复所需要的原位实时监测。三是应用方面，环境中的技术很多是基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单一原理的单一技术，但是环境的特点是需要综合、系统的解决方案，如能将纳米技术与环境污染检测、治理和生态修复中其它学科相结合，就有可能发展出高效的综合治理技术。
白春礼强调，下一步中科院在纳米科技环境应用方面的研究应瞄准主流环境问题，即影响大、确实是公众和科技人员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以适合中国科学院基础和优势为切入点，合理部署，取得突破。同时要充分发挥纳米技术的特色，利用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形成特色技术。
白春礼说，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问题，纳米科学技术研究要注重组织交叉学科队伍，集中力量，解决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问题。同时，还应结合我国环境特点，在解决关键科技问题的同时，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纳米技术与设备，切实推动纳米科技的应用。
白春礼视察环境水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工程塑料实验室研究员阳明书向白春礼介绍情况
白春礼视察化学所光化学实验室
200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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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领域的一场政治博弈
作者：潘希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6-11 20:48:41
一个月前的瑞士日内瓦，一场本应在5月8日18时结束的会议，却在各国代表不断的争论声中持续到了5月9日凌晨6时。
“翻译都下班了，当时的场面比较混乱，因为翻译没有接到加班的通知，也没有人会给他们付加班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按规定，会议的工作语言是6种，而缺少了翻译，使得很多非英语国家的参会代表苦不堪言。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四次缔约国大会，简称COP4。
自从2001年5月23日中国签署国际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并成为缔约国以来，每两年一次的缔约国大会在更多意义上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权力间的对话和博弈。
最后的机会
其实，这场会议的拖沓早在意料之中。
“有关《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所有议事日程最后都要经过缔约国大会批准才能生效。”郑明辉认为，但这只是批准前的最后阶段。这也意味着，之前的审查程序都已结束。
这场多开了一整夜的会议，讨论的正是此次COP4上的焦点问题之争，即拟新增的9种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物质和履约的资金机制。
在此之前，公约中规定首先消除的是包括二恶英、滴滴涕等在内的12种POPs物质。这些物质的共同特征是：性质稳定难分解；蓄积能够生物放大；长途迁移遍全球；毒性强危害大。但同时，公约也规定，列入控制的POPs清单是开放性的，将来会按规定筛选程序和标准进行扩充。
此次正是第一次公约拟增加新物质进入名单，引起各国的关注，当然不可避免。
《斯德哥尔摩公约》是继1987年《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第三个具有强制性减排要求的国际公约。
“公约是强制性的，也就是意味着既然签署了协议，就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连续参与了几次缔约国大会，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主任余刚已经深深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与其他国际公约类似，众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会在之前一系列的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只有这些委员会达成共识之后，才会把报告提交到缔约国大会上进行最后审议。
“当时，新化学物质评审委员会向COP4递交了9种拟增列名单的提案，如果COP4全会上没有异议，就顺利通过。但这次不是这样，很多国家都表示要发言，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在内，所以会议成立了接触小组，正式讨论这一问题。”郑明辉说。
作为接触小组的一场讨论，其关注程度却远远超过了缔约国大会本身。
新增9种物质，一方面说明减排POPs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毕竟发达国家早已停止了这全部9种物质的生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余刚说。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9种新增物质之一的PFOS（全氟辛烷磺酸）是否有必要放入附件A，也就是需要完全消除；另一个就是更为敏感的资金机制问题。
争论终于有了结果
“新的物质增加了，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也没有人管。”郑明辉说，履约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义务和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毕竟条件有限，许多方面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
在履约的资金机制上，《斯德哥尔摩公约》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减排给予支持，但具体到数量多少、何时支付，却无可量化的指标。
“在会场上能够明显感觉到政治斗争还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余刚看来，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的环境问题已经解决，它们现在更关注深层次的问题。
发达国家将公约推进得很快，原因也是想让全球的环境变得更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附件A中增加一种POPs就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时间和资金，但如今，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束手无策。”余刚坦承。
在全球环境问题上，2000年左右，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成立环境基金，用于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这也就是后来GEF（全球环境基金）的主要工作。
《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履约的主要资金来源由GEF提供，公约总报告承诺匹配的资金是3.6亿美元，这部分钱全部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污染控制。
这3.6亿美元会通过一些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署等，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做项目，进行资金分配。
“中国的项目申请能力还算比较强，因此各种资金拿的也比其他国家多一些。不过就算这样，之前承诺的资金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到位。”余刚说。
但是，要全面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这些有害物非常困难。国家环保部此前的一项统计表明，根据估算，进行POPs追踪处理控制，查清自己“家底儿”的费用就要4亿美元。而GEF提供给我国的资助十分有限。按照公约的资金机制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这些费用将由全球环境基金、国内财政和相关企业承担。
如何保证各相关方履约资金的投入和建立履约的资金机制是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履约工作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这一次，我们就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机制上给出明确的说法。我们同意新增9种物质的前提，就是发达国家一定要保证技术和资金的援助。”再次提起这场争论，余刚显得很激动。
可以看出，在涉及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一方面积极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公约，另一方面从资金、技术援助角度不断拖延。“并且，还没有开始执行就想着未履约要采取什么惩罚措施，但却不说怎么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问题。”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在面对气候变化、二氧化碳减排时，发达国家对本国和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标准。
“从大环境来看，国际社会实质上是由发达国家在操控着。”余刚说。
也许是厌倦了无休止的唇枪舌剑，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几个国家同意了9种物质的新增，但在资金问题上，改动的只是“字眼”。
“最开始写的是‘有限的’或‘尽可能的’资金提供，最后改成了‘足够的’资金给发展中国家。”郑明辉说。虽然没有促成更具约束力的条款，但让一贯“说一不二”的发达国家接受了意见，也算是为今后的履约之路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在PFOS的问题上，几方也达成了妥协，最终将其放入附件B，也就是在有些特殊领域可以继续使用，还可以申请豁免。因为PFOS是半导体行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物质，虽然发达国家不生产，但还在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使用。有关PFOS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机理，科学界也正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有分量的角色，不再被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余刚深有感触地说。
《科学时报》 (2009-6-12 A1 要闻)
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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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在中科院生态中心和计算所调研时指出：继续抓好科技救灾 着力推进创新发展
来源：北京分院网站 http://www.bjb.cas.cn/xwzx/fyyw/200806030001.html
路甬祥院长调研中科院生态中心
路甬祥院长参观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路甬祥院长询问了解“泛湖治理1号”相关情况
路甬祥院长调研计算所
路甬祥院长参观计算所实验室
路甬祥院长发表讲话
5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一行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计算技术研究所调研。路甬祥首先代表中科院党组对两所在四川地震灾区实施的科技救灾工作表示感谢，他赞赏生态中心在5.12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立即对灾区提供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投身灾区的生态修复与恢复重建，计算所配合上海微系统所等单位在灾区成功架设了第一套宽带无线应急系统，对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路甬祥指出，两所以及中科院其他研究所对灾区提供科技救援并参与重建工作，体现了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中科院在相关科研领域的长期积累和所具备的科技优势。中科院各单位在科技救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急国家所急，急人民所难”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激励我们在科研工作中进一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挖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色，凝练科技目标，全力创新发展，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上午，路甬祥一行首先参观了中科院生态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察看了该中心研制的在太湖进行生态修复和治理的水华清除-生态修复专用船??泛湖治理1号，并听取该中心主任曲久辉关于抗震救灾工作的汇报，以及潘纲、王子健、贺泓、单宝庆4位研究员分别作的 “水华治理最新进展”、“北京市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环保新技术在2008北京奥运场馆的应用”和“农村水环境污染控制与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研究”的工作汇报。
当得知生态中心的多项环保新技术均在奥运工程中做出了贡献，以及农村饮用水水污染控制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时，路甬祥指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实际贡献，真正造福于人类。”
路甬祥指出，以经济建设为目标，关注如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对突发事件并作出快速反应，是我们科教兴国、创新为民价值理念的应有之意。路甬祥希望生态中心在未来发展中，以“四个一流”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主动调整战略目标，完善体制管理，重视多学科交叉，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联系，提高国际合作能力，使科研工作更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做出具有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创新贡献。
下午，路甬祥来到计算所，在听取所长李国杰所做的计算所抗震救灾工作与研究所总体工作汇报后，参观了该所计算机系统结构、智能信息处理、网络科学等重点实验室，并听取了研究人员所做的基于“龙芯”芯片的低成本计算机、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个人高性能计算机的汇报。
路甬祥对计算所近几年凝炼科研目标和取得的关键重要核心技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还对计算所正在实施的“网络型”研究所布局表示赞赏，他说，无论是在龙芯、曙光的重要核心技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体制创新、为地方政府经济做贡献方面，计算所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希望计算所在考虑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与院内、院外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挖掘信息技术在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及全球气候变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注重交叉研究，构建合作网络，完善科技创新价值链。
最后，路甬祥强调指出，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首先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得益于人民子弟兵的英勇奋战，还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当然也得益与国际社会的热情支持与援助。中科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应在继续做好科技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保持和发扬在抗震救灾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团结奉献、创新开拓的精神，立足本职，认清形势，明确使命，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科学前瞻，凝练科技目标，用扎扎实实的科技创新行动服务国家、报效人民。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副秘书长谭铁牛，办公厅主任蒋协助，高技术局局长田静，北京分院副院长项国英，办公厅副主任蔡榕，资环局副局长冯仁国等陪同调研。
（科学时报 办公厅 北京分院 生态中心 计算所）
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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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安全意识是实验室的“死穴”？
来源：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4/217903.html?id=217903
编者的话
最近，德国汉堡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学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从而被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这使实验室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提出似乎由来已久，然而却渐渐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初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之前的种种警告之下会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却“习惯成自然”，置若罔闻或形式主义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员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们把关注点锁定在“实验室安全”上，分别采访了化学、生物、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设计生产实验室仪器和家具的厂商，他们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共同表达了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当时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对施工单位说，‘我的验收很简单，我会在实验室内部的通风口处拿结核杆菌往外排，你们要敢站在出风口的位置呼吸，这个实验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句话肯定让施工单位大大吃了一惊。但都培双认为，有了这样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安全才得以让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双对实验室安全规程的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们公认的。
“我想呼吁社会，实验室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护自己、保护环境、保护社会，杜绝事故的发生。”都培双说。
历史的教训
《卡桑德拉大桥》是部老电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线索性事件。冷战时期，美国在实验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弹打破，带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辆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列车上1000多人受到这种空气传播的病毒的威胁……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起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虽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没有肺鼠疫高，但当时引发的的恐慌情绪是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都培双说，“假想，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将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啊！这也说明，实验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学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多个生物实验室，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80%的报告事例与实验室人员暴露感染性气溶胶有关。
“这就说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这种未知的感染最难及时发现处理，造成的隐患最大。”在都培双看来，极微小的气溶胶是引发事故的罪魁祸首。
其实，以现在的生物实验室设备和管理规程来说，“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气溶胶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体的密封器皿，经过严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头拉开一个小口去舔一下，也决不会感染。我经常跟学生说，你要敢舔了，再把它从设备里拿出来，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来，都培双的这种做法太极端了，但实际上“产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犯了极低级错误导致的”。
曾发生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的3起SARS实验室感染事故，都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严，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与病原微生物标准操作，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P3实验室规定，不允许在同一实验室进行两种以上危险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室在作西尼罗河病毒研究的同时，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状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导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实验室规定，处理危险微生物前，研究员应该进行必要的个人防护。而2003年12月6日，中国台湾地区某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衔接运输舱里装有实验废弃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运输箱里的废弃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发生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样也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未经严格验证灭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造成人员感染。
无证上岗的忧虑
“任何实验室注意安全都是必须的，不单单是化学、生物，放射性、工程类等实验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根据不同需求，各自都要有一套管理办法。”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余刚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以清华环境系为例，在实验中如需使用危险性物质，必须由系里的负责人签字才能到专门的存放处领取，还要标明用量多少。这些危险物品都在集中的地方保存。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这样一项工作，研究生在论文开题之前，会有一个安全教育的环节，这个环节不通过，就不能做论文。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一定要有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通过试题和现场教学等手段，逐步把实验室安全体系建立起来。”余刚说。
都培双也相当赞同余刚的这种观点，“我在美国的实验室也从事过艾滋病研究，回国之后，看到国内的实验室建设得很好，在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差别，有的甚至还更标准、更漂亮。”
但是，一直以来国，内的实验室安全水平之所以受人质疑，必然有其原因。“因为在美国，实验室操作规程执行得非常标准。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是通过培训获得的，要想操作实验，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岗，这是最关键的。”都培双说。
以都培双本人为例，当时在美国，实验室要求他去相关部门学习一天，进行8个小时的培训，包括课堂讲学和实际操作。“合格之后给我发了证书，我才可以进入实验室工作。”
专家们普遍反映，这样的证书制度，国内还没有大范围采用，只是个别研究院所和高校有各自的安全培训过程。
“我经常说，不进行标准的培训，今天不出事是侥幸，明天出事是应该的。”
实际上，目前很多科研单位的一线科研人员主要由硕士、博士、博士后和技术员组成，他们是各种生物化学实验的主要完成者，但他们的安全防护知识却往往局限于来自实验室管理者的简单传授和自身操作实践。他们往往对技术环节比较精通，但对实验室的规范管理
20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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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王如松眼中“复杂”的水污染问题
作者：潘希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6-3-24 9:31:01
“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不和谐共存的时代，这种厄运也很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不顾空气和水体普遍严重污染的基础上。”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有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已被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得出，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
环境恶化趋势不减
“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对于区域生态研究来说，中国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生态、水景观、水安全都存在问题。现在，尤其突出的是水污染和污染导致的缺水问题。”王如松说。
当前，中国水污染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还呈现出由点向面扩散的趋势。而且，在政府有关部门加大重视力度的情况下，重大水污染事件依然频发。水污染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曾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过分析，发现这些城市的地下水已经普遍受到污染。其中重污染城市占64％，轻污染城市占33％。污染给我国水资源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7亿元。
王如松说：“应该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轻微的水污染也是正常的现象，但不能超过水本身的环境容量。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视水污染的治理工作。但总的来说，我国水污染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继续污染的速度，赶不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经济速度发展过快，导致污染总量急剧增加。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十一五’规划期间，污染总量要降低10%。”王如松对记者说，“由于经济总量目标是2010年要比2000年翻一番还多，即使消耗的资源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低10%，污染总量还是要增加。环境恶化的趋势正在加剧。”
“处理后的水没有经济价值”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就要求每个城市都要建立大型的生活污水处理厂，这也是国家当时治理水污染的一项大举措。
“当时，建设这些集中污水处理厂的做法是对的；从环境依托上来讲，这些污水处理厂基本上运用环境工程技术，也就是模态治理的方法，来了污水想办法处理干净就行了。当时，我国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贷款在不少城市筹建了大型的污水处理厂。”王如松说。
“但是，当时看来比较好的治理措施，却造成了现在的尴尬状况：只有1/3正常运行，还有1/3运运停停，另外1/3甚至不运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王如松解释说：“主要是没有考虑经济机制。现在这些污水处理厂是靠地方财政运行的，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可以把污水处理到‘达标’。但实际上，这种‘达标’还不是能够使水达到景观水的标准，很多地方只是达到4级、5级的标准。因此，这些处理过的水实际上还是不能用，还需要再生。”
“这些处理过的水实际上是白白流走了。它们又被排到污水河里面。如果下游还有一些没经过处理的污水排出，那对整个流域来说，污水处理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污水处理厂来说，没有收入，只有付出，在没有领导检查的时候就很可能能停就停。此外，我国要求工业污水由工厂自行处理达标，但因为处理后的水不能循环利用，所以乡镇企业偷排现象很多。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些财力不足的中小城市的领导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用生态方式治理污水
王如松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治污机制上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技术路线不全面的问题。首先，在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水经过处理还要用，其次，环境治理靠大的集中处理，把所有的管网都修进来之后排到远郊区，要是想再回收利用的话，建回输管网的投资太大。
“我认为，可以采用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法。污水处理必须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从市场规律来说，任何一个企业处理污水，有投入就应该有产出。但是，现在的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并没有达到再生水的标准，所以明明城市很缺水，但这些水不能用。”王如松说。
“比如说，可以利用生态工程的方式。在每一座楼下面建立化粪池，每家每户的水排到化粪池，通过改造这个化粪池，把厌氧和耗氧方法相结合，就可以使水基本达标（某些污染物不是完全达标，氮和磷会超标）。这些水可以用来绿化，因为对植物来说，氮和磷是最好的肥料。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比如周边有荒地的，可以使用土壤自然净化的功能。”
王如松对记者说，水污染的问题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是整个流域的问题。目前政府和科技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从技术上、体制上、从人们的行为上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末端治理的改造，要从整个流域层面来规划。在水污染治理的规划中，要将水资源、水环境、水景观、水安全都纳入一个系统。还要具体做好小范围、生活小区的生态工程规划。
2009-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