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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领域的一场政治博弈
作者：潘希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6-11 20:48:41
一个月前的瑞士日内瓦，一场本应在5月8日18时结束的会议，却在各国代表不断的争论声中持续到了5月9日凌晨6时。
“翻译都下班了，当时的场面比较混乱，因为翻译没有接到加班的通知，也没有人会给他们付加班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按规定，会议的工作语言是6种，而缺少了翻译，使得很多非英语国家的参会代表苦不堪言。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四次缔约国大会，简称COP4。
自从2001年5月23日中国签署国际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并成为缔约国以来，每两年一次的缔约国大会在更多意义上是一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权力间的对话和博弈。
最后的机会
其实，这场会议的拖沓早在意料之中。
“有关《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所有议事日程最后都要经过缔约国大会批准才能生效。”郑明辉认为，但这只是批准前的最后阶段。这也意味着，之前的审查程序都已结束。
这场多开了一整夜的会议，讨论的正是此次COP4上的焦点问题之争，即拟新增的9种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物质和履约的资金机制。
在此之前，公约中规定首先消除的是包括二恶英、滴滴涕等在内的12种POPs物质。这些物质的共同特征是：性质稳定难分解；蓄积能够生物放大；长途迁移遍全球；毒性强危害大。但同时，公约也规定，列入控制的POPs清单是开放性的，将来会按规定筛选程序和标准进行扩充。
此次正是第一次公约拟增加新物质进入名单，引起各国的关注，当然不可避免。
《斯德哥尔摩公约》是继1987年《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第三个具有强制性减排要求的国际公约。
“公约是强制性的，也就是意味着既然签署了协议，就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连续参与了几次缔约国大会，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主任余刚已经深深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与其他国际公约类似，众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会在之前一系列的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只有这些委员会达成共识之后，才会把报告提交到缔约国大会上进行最后审议。
“当时，新化学物质评审委员会向COP4递交了9种拟增列名单的提案，如果COP4全会上没有异议，就顺利通过。但这次不是这样，很多国家都表示要发言，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在内，所以会议成立了接触小组，正式讨论这一问题。”郑明辉说。
作为接触小组的一场讨论，其关注程度却远远超过了缔约国大会本身。
新增9种物质，一方面说明减排POPs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
“因为毕竟发达国家早已停止了这全部9种物质的生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余刚说。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9种新增物质之一的PFOS（全氟辛烷磺酸）是否有必要放入附件A，也就是需要完全消除；另一个就是更为敏感的资金机制问题。
争论终于有了结果
“新的物质增加了，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也没有人管。”郑明辉说，履约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义务和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毕竟条件有限，许多方面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
在履约的资金机制上，《斯德哥尔摩公约》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减排给予支持，但具体到数量多少、何时支付，却无可量化的指标。
“在会场上能够明显感觉到政治斗争还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余刚看来，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的环境问题已经解决，它们现在更关注深层次的问题。
发达国家将公约推进得很快，原因也是想让全球的环境变得更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附件A中增加一种POPs就需要解决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时间和资金，但如今，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束手无策。”余刚坦承。
在全球环境问题上，2000年左右，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成立环境基金，用于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这也就是后来GEF（全球环境基金）的主要工作。
《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履约的主要资金来源由GEF提供，公约总报告承诺匹配的资金是3.6亿美元，这部分钱全部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污染控制。
这3.6亿美元会通过一些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署等，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做项目，进行资金分配。
“中国的项目申请能力还算比较强，因此各种资金拿的也比其他国家多一些。不过就算这样，之前承诺的资金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到位。”余刚说。
但是，要全面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这些有害物非常困难。国家环保部此前的一项统计表明，根据估算，进行POPs追踪处理控制，查清自己“家底儿”的费用就要4亿美元。而GEF提供给我国的资助十分有限。按照公约的资金机制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这些费用将由全球环境基金、国内财政和相关企业承担。
如何保证各相关方履约资金的投入和建立履约的资金机制是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履约工作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这一次，我们就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机制上给出明确的说法。我们同意新增9种物质的前提，就是发达国家一定要保证技术和资金的援助。”再次提起这场争论，余刚显得很激动。
可以看出，在涉及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一方面积极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公约，另一方面从资金、技术援助角度不断拖延。“并且，还没有开始执行就想着未履约要采取什么惩罚措施，但却不说怎么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问题。”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在面对气候变化、二氧化碳减排时，发达国家对本国和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标准。
“从大环境来看，国际社会实质上是由发达国家在操控着。”余刚说。
也许是厌倦了无休止的唇枪舌剑，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几个国家同意了9种物质的新增，但在资金问题上，改动的只是“字眼”。
“最开始写的是‘有限的’或‘尽可能的’资金提供，最后改成了‘足够的’资金给发展中国家。”郑明辉说。虽然没有促成更具约束力的条款，但让一贯“说一不二”的发达国家接受了意见，也算是为今后的履约之路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在PFOS的问题上，几方也达成了妥协，最终将其放入附件B，也就是在有些特殊领域可以继续使用，还可以申请豁免。因为PFOS是半导体行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物质，虽然发达国家不生产，但还在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使用。有关PFOS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机理，科学界也正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有分量的角色，不再被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余刚深有感触地说。
《科学时报》 (2009-6-12 A1 要闻)
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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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在中科院生态中心和计算所调研时指出：继续抓好科技救灾 着力推进创新发展
来源：北京分院网站 http://www.bjb.cas.cn/xwzx/fyyw/200806030001.html
路甬祥院长调研中科院生态中心
路甬祥院长参观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路甬祥院长询问了解“泛湖治理1号”相关情况
路甬祥院长调研计算所
路甬祥院长参观计算所实验室
路甬祥院长发表讲话
5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一行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计算技术研究所调研。路甬祥首先代表中科院党组对两所在四川地震灾区实施的科技救灾工作表示感谢，他赞赏生态中心在5.12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立即对灾区提供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投身灾区的生态修复与恢复重建，计算所配合上海微系统所等单位在灾区成功架设了第一套宽带无线应急系统，对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路甬祥指出，两所以及中科院其他研究所对灾区提供科技救援并参与重建工作，体现了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中科院在相关科研领域的长期积累和所具备的科技优势。中科院各单位在科技救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急国家所急，急人民所难”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激励我们在科研工作中进一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挖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色，凝练科技目标，全力创新发展，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上午，路甬祥一行首先参观了中科院生态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察看了该中心研制的在太湖进行生态修复和治理的水华清除-生态修复专用船??泛湖治理1号，并听取该中心主任曲久辉关于抗震救灾工作的汇报，以及潘纲、王子健、贺泓、单宝庆4位研究员分别作的 “水华治理最新进展”、“北京市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环保新技术在2008北京奥运场馆的应用”和“农村水环境污染控制与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研究”的工作汇报。
当得知生态中心的多项环保新技术均在奥运工程中做出了贡献，以及农村饮用水水污染控制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时，路甬祥指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实际贡献，真正造福于人类。”
路甬祥指出，以经济建设为目标，关注如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对突发事件并作出快速反应，是我们科教兴国、创新为民价值理念的应有之意。路甬祥希望生态中心在未来发展中，以“四个一流”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主动调整战略目标，完善体制管理，重视多学科交叉，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联系，提高国际合作能力，使科研工作更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做出具有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创新贡献。
下午，路甬祥来到计算所，在听取所长李国杰所做的计算所抗震救灾工作与研究所总体工作汇报后，参观了该所计算机系统结构、智能信息处理、网络科学等重点实验室，并听取了研究人员所做的基于“龙芯”芯片的低成本计算机、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个人高性能计算机的汇报。
路甬祥对计算所近几年凝炼科研目标和取得的关键重要核心技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还对计算所正在实施的“网络型”研究所布局表示赞赏，他说，无论是在龙芯、曙光的重要核心技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体制创新、为地方政府经济做贡献方面，计算所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希望计算所在考虑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与院内、院外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挖掘信息技术在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及全球气候变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注重交叉研究，构建合作网络，完善科技创新价值链。
最后，路甬祥强调指出，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首先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得益于人民子弟兵的英勇奋战，还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当然也得益与国际社会的热情支持与援助。中科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应在继续做好科技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保持和发扬在抗震救灾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团结奉献、创新开拓的精神，立足本职，认清形势，明确使命，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科学前瞻，凝练科技目标，用扎扎实实的科技创新行动服务国家、报效人民。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副秘书长谭铁牛，办公厅主任蒋协助，高技术局局长田静，北京分院副院长项国英，办公厅副主任蔡榕，资环局副局长冯仁国等陪同调研。
（科学时报 办公厅 北京分院 生态中心 计算所）
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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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安全意识是实验室的“死穴”？
来源：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4/217903.html?id=217903
编者的话
最近，德国汉堡Bernhard 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学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从而被怀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学界普遍关注，这使实验室安全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提出似乎由来已久，然而却渐渐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初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之前的种种警告之下会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却“习惯成自然”，置若罔闻或形式主义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员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们把关注点锁定在“实验室安全”上，分别采访了化学、生物、环境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设计生产实验室仪器和家具的厂商，他们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共同表达了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当时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的时候，我就对施工单位说，‘我的验收很简单，我会在实验室内部的通风口处拿结核杆菌往外排，你们要敢站在出风口的位置呼吸，这个实验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句话肯定让施工单位大大吃了一惊。但都培双认为，有了这样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安全才得以让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双对实验室安全规程的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们公认的。
“我想呼吁社会，实验室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护自己、保护环境、保护社会，杜绝事故的发生。”都培双说。
历史的教训
《卡桑德拉大桥》是部老电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线索性事件。冷战时期，美国在实验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弹打破，带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辆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列车上1000多人受到这种空气传播的病毒的威胁……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起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虽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远没有肺鼠疫高，但当时引发的的恐慌情绪是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都培双说，“假想，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将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啊！这也说明，实验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学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多个生物实验室，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80%的报告事例与实验室人员暴露感染性气溶胶有关。
“这就说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这种未知的感染最难及时发现处理，造成的隐患最大。”在都培双看来，极微小的气溶胶是引发事故的罪魁祸首。
其实，以现在的生物实验室设备和管理规程来说，“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气溶胶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体的密封器皿，经过严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头拉开一个小口去舔一下，也决不会感染。我经常跟学生说，你要敢舔了，再把它从设备里拿出来，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来，都培双的这种做法太极端了，但实际上“产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犯了极低级错误导致的”。
曾发生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的3起SARS实验室感染事故，都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严，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与病原微生物标准操作，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P3实验室规定，不允许在同一实验室进行两种以上危险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室在作西尼罗河病毒研究的同时，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状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导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实验室规定，处理危险微生物前，研究员应该进行必要的个人防护。而2003年12月6日，中国台湾地区某病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衔接运输舱里装有实验废弃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运输箱里的废弃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发生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样也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未经严格验证灭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造成人员感染。
无证上岗的忧虑
“任何实验室注意安全都是必须的，不单单是化学、生物，放射性、工程类等实验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根据不同需求，各自都要有一套管理办法。”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余刚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以清华环境系为例，在实验中如需使用危险性物质，必须由系里的负责人签字才能到专门的存放处领取，还要标明用量多少。这些危险物品都在集中的地方保存。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这样一项工作，研究生在论文开题之前，会有一个安全教育的环节，这个环节不通过，就不能做论文。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一定要有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通过试题和现场教学等手段，逐步把实验室安全体系建立起来。”余刚说。
都培双也相当赞同余刚的这种观点，“我在美国的实验室也从事过艾滋病研究，回国之后，看到国内的实验室建设得很好，在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差别，有的甚至还更标准、更漂亮。”
但是，一直以来国，内的实验室安全水平之所以受人质疑，必然有其原因。“因为在美国，实验室操作规程执行得非常标准。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是通过培训获得的，要想操作实验，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岗，这是最关键的。”都培双说。
以都培双本人为例，当时在美国，实验室要求他去相关部门学习一天，进行8个小时的培训，包括课堂讲学和实际操作。“合格之后给我发了证书，我才可以进入实验室工作。”
专家们普遍反映，这样的证书制度，国内还没有大范围采用，只是个别研究院所和高校有各自的安全培训过程。
“我经常说，不进行标准的培训，今天不出事是侥幸，明天出事是应该的。”
实际上，目前很多科研单位的一线科研人员主要由硕士、博士、博士后和技术员组成，他们是各种生物化学实验的主要完成者，但他们的安全防护知识却往往局限于来自实验室管理者的简单传授和自身操作实践。他们往往对技术环节比较精通，但对实验室的规范管理
20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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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王如松眼中“复杂”的水污染问题
作者：潘希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6-3-24 9:31:01
“发达国家曾经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不和谐共存的时代，这种厄运也很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不顾空气和水体普遍严重污染的基础上。”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有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已被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得出，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
环境恶化趋势不减
“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对于区域生态研究来说，中国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生态、水景观、水安全都存在问题。现在，尤其突出的是水污染和污染导致的缺水问题。”王如松说。
当前，中国水污染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还呈现出由点向面扩散的趋势。而且，在政府有关部门加大重视力度的情况下，重大水污染事件依然频发。水污染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曾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过分析，发现这些城市的地下水已经普遍受到污染。其中重污染城市占64％，轻污染城市占33％。污染给我国水资源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7亿元。
王如松说：“应该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轻微的水污染也是正常的现象，但不能超过水本身的环境容量。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视水污染的治理工作。但总的来说，我国水污染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继续污染的速度，赶不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经济速度发展过快，导致污染总量急剧增加。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十一五’规划期间，污染总量要降低10%。”王如松对记者说，“由于经济总量目标是2010年要比2000年翻一番还多，即使消耗的资源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降低10%，污染总量还是要增加。环境恶化的趋势正在加剧。”
“处理后的水没有经济价值”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就要求每个城市都要建立大型的生活污水处理厂，这也是国家当时治理水污染的一项大举措。
“当时，建设这些集中污水处理厂的做法是对的；从环境依托上来讲，这些污水处理厂基本上运用环境工程技术，也就是模态治理的方法，来了污水想办法处理干净就行了。当时，我国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贷款在不少城市筹建了大型的污水处理厂。”王如松说。
“但是，当时看来比较好的治理措施，却造成了现在的尴尬状况：只有1/3正常运行，还有1/3运运停停，另外1/3甚至不运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王如松解释说：“主要是没有考虑经济机制。现在这些污水处理厂是靠地方财政运行的，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可以把污水处理到‘达标’。但实际上，这种‘达标’还不是能够使水达到景观水的标准，很多地方只是达到4级、5级的标准。因此，这些处理过的水实际上还是不能用，还需要再生。”
“这些处理过的水实际上是白白流走了。它们又被排到污水河里面。如果下游还有一些没经过处理的污水排出，那对整个流域来说，污水处理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污水处理厂来说，没有收入，只有付出，在没有领导检查的时候就很可能能停就停。此外，我国要求工业污水由工厂自行处理达标，但因为处理后的水不能循环利用，所以乡镇企业偷排现象很多。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些财力不足的中小城市的领导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用生态方式治理污水
王如松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治污机制上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技术路线不全面的问题。首先，在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水经过处理还要用，其次，环境治理靠大的集中处理，把所有的管网都修进来之后排到远郊区，要是想再回收利用的话，建回输管网的投资太大。
“我认为，可以采用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法。污水处理必须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从市场规律来说，任何一个企业处理污水，有投入就应该有产出。但是，现在的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并没有达到再生水的标准，所以明明城市很缺水，但这些水不能用。”王如松说。
“比如说，可以利用生态工程的方式。在每一座楼下面建立化粪池，每家每户的水排到化粪池，通过改造这个化粪池，把厌氧和耗氧方法相结合，就可以使水基本达标（某些污染物不是完全达标，氮和磷会超标）。这些水可以用来绿化，因为对植物来说，氮和磷是最好的肥料。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比如周边有荒地的，可以使用土壤自然净化的功能。”
王如松对记者说，水污染的问题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是整个流域的问题。目前政府和科技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从技术上、体制上、从人们的行为上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末端治理的改造，要从整个流域层面来规划。在水污染治理的规划中，要将水资源、水环境、水景观、水安全都纳入一个系统。还要具体做好小范围、生活小区的生态工程规划。
2009-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