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城市的灵魂有四大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
    日期:2010-08-26 21:09:15光明网
    http://www.gmw.cn/content/2010-08/26/content_1229829.htm
    生态城市建设追求的是城市物、事、人、境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与秩序间关系上的高效和谐而不只是保护生物或防治污染。生态城市的灵魂是生态文明,包括认知文明、体制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生态城市的文明演化过程包括环境的演化、产业的转型与社会的进化, 需要利用生态规划、工程、管理、教育和监督五个抓手去调控。
      城市环境的五色效应使城市生态代谢失衡 
      城市生态是人类行为的社会生态、物质代谢的经济生态和环境演化的自然生态三个层次的耦合关系,是城市绿韵(蓝天、绿野、沃土、碧水)与红脉(产业、交通、城镇、文脉)的复合生态关联状态;而生态城市则是一类具有开拓、适应、反馈、整合的系统机理与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命活力,经济繁荣、生产高效、体制合理、社会和谐、代谢健康、景观适宜的人居环境。
      当今世界的三大生态危机: 以气候变化、经济振荡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问题,以及以贫穷落后、过度消费和复合污染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问题,其风险的漩涡和动因都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矿石化工产品为支撑,在显著改善人类福祉的同时,导致工业社会生产流通的高度物质化、能源消费的过度化石化、信息反馈的离散破碎化、资金融通的周期危机化,自然演替的逆生态化、空间发展的城乡二元化以及人才使用的机械奴役化。工业生产的效果是用产品的产量产值与GDP来衡量,追求的是物质生产的正效益,而忽视其有害副产品、社会和自然生态服务的功效及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工业格局和过程对区域甚至全球资源、环境和人群健康以及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城市环境的五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灰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以及郊区白色的秃斑效应)的生态学实质是城市生态代谢的失衡、生态系统的无序和生态管理的失调,包括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反馈机制上的缺损,即物、事、人和环境间生态耦合关系的失衡。如何辨识、模拟和调控城市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并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将复杂性变为可持续性,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
      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文明 
      城市的“生态”包括城市生物和环境演化的自然生态、城市生产和消费代谢的经济生态、城市社会和文化行为的人类生态,以及城市结构与功能调控的系统生态四层耦合关系,是城市绿韵(蓝天、绿野、沃土、碧水)与红脉(产业、交通、城镇、文脉)的复合生态关联状态,是天、地、人、境间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回归自然或城市生物生境的简单平衡。和谐的城市生态关系包括城市人类活动和区域自然环境之间的服务、胁迫、响应和建设关系,城市环境保育和经济建设之间在时、空、量、构、序范畴的耦合关系,以及城市人与人、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之间的整合关系。
      生态城市建设是人们对按生态学规律(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类生态)统筹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文明、健康过程的简称,旨在通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调谐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环境之间各类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生态关系,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文化和精神生活及生态和环境意识。
      生态文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灵魂。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它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以知识经济和生态技术为标志,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竞生、共生、再生、自生机制于一体的高级文化形态。体现在人与环境关系的体制合理、决策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活俭朴、行为自觉、公众参与和系统和谐,展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风尚。生态文明可分为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包括对天人关系的认知、生产方式的组织、人类行为的规范、社会关系的调控、以及有关天人关系的物态和心态产品等。生态城市的文明演化过程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城市循环再生功能渐进完善、及自然生态和社区人文生态服务功能的渐进熟化过程,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物理环境的正向演化,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功能性转型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的文明进化。
      生态城市的环境演化是指:从以化石能源、化工产品、地表硬化、水体绿化、空气酸化、生物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景观向以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绿化(景观、产业、行为、体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及美化(文脉、肌理、韵律、标识)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景观演化。变死水为活水,霾天为青天、硬化地表为活性地表、灰色景观为绿色景观,促进城市建设从满足市民的居住空间需求到生活质量需求、污染治理需求到生态健康需求、景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需求转型。
      生态城市的产业转型是指:在传承传统农业文明的再生和自生机制、工业文明的竞生机制以及社会主义的共生机制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的物态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方向演化,促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链式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减员增效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生态城市的社会进化说的是: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走向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以及内涵与外延统筹方向演化;基础设施、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从单功能向各类服务功能完善的成熟社区演化;生活方式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以数量多多为目标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目标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由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从以利己为中心的物理型关爱到以爱它为中心的生态型关爱演化。
      生态城市有四大体系建设 
      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生态基础设施(文明支撑体系)、生态人居环境(文明彰显体系)、生态代谢网络(文明运作体系)和生态能力建设(文明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建设:
      首先是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文明支撑体系)。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流域汇水系统和城市排水系统、区域能源供给和光热耗散系统、城市土壤活力和土地渗滤系统、城市生态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网络、城市物质代谢和静脉循环系统、区域大气流场和下垫面生态格局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维持这些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及生态活力,强化水、土、气、生、矿五大生态要素的支撑能力。可以选择以下指标对其进行测度:
      生态用水占用率指城市生产、生活活动用水量与维持本土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功能所需要的常年平均水资源量的比例,一般应低于35%;生态服务用地率指建成区内城市农业、林业、绿地、湿地及自然保护地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比.生态服务用地面积一般应不低于建设用地的两倍;生态能源利用率:地热、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一般不低于10%,强热岛效应地区(温差超过2°)面积率,一般不超过10%;生态安全保障率:本地物种比例一般不低于65%、景观多样性逐年上升、灾害发生频率逐年下降。
      生态人居环境(文明彰显体系):城市人居和产业环境的适宜性取决于社区或园区环境的肺(绿地)、肾(湿地)、皮(地表及立体表面)、口(主要排污口)和脉(山形水系、交通主动脉等)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好性。在2009年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上,代表们一致倡导制定一套生态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标准。根据中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我根据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研究的经验提出十点建议: 
      紧凑的空间格局:从平面建设向空中和地下空间发展,注重街道及地下空间的立体开发,倡导6-10层互动型居住小区,层数过低土地利用不经济,过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不好,社区人口密度不低于1万人/km2;
      凸显城市主动脉:新城和产业园沿轻轨和大容量快速公交主动脉呈糖葫芦串型布局与主城区相连,各组团间由绿地、湿地、城市农田、城市林地等生态服务用地隔开。生态交通网络覆盖人口超过城市人口的80%,从主动脉上任何一站乘快速直达公交到城市中心不超过半小时;
      宽松的红绿边缘:破解摊大饼的城市格局,每个居住小区的绿缘要尽可能长,居民步行到最近的大片绿地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健全的肾肺生态:城市开旷地表100%可渗水透绿,屋顶和立面绿化、下沉式绿地兼湿地功能,湿地兼生态给排水功能;城区人均生态服务用地面积不低于30m2,其中人均湿地面积不小于3m2;
      混合功能就近上班:居住、工商、行政和生态服务功能混合,1/3以上职工能就近上班,从居住点到工作地点乘公交车正常情况下不超过30分钟;
      便民生态公交:居民高峰期出行80% 以上是公交、轻轨或自行车,城市任何一点步行到最近公交站点不超过10分钟;
      生态建筑比例:新建社区生态建筑占70%,与传统建筑相比生态建筑节能60%,碳减排50%, 化石能源消耗减少15%-30%;彰显生态标识:通过标志性建筑、雕塑、生物和文化景观凸显当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特征、文脉和肌理,生态标识满意度高于80%;
      生态游憩廊道:在汽车和轻轨交通网络外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无断点出行、游览观光及生态服务的游憩绿道,包括自行车+步道网络,修闲驿站及人文服务设施、生物绿篱及缓冲廊道。人均生态游憩廊道面积应不低于5m2,生态游憩绿道能覆盖和连接市域内每一个社区、乡村和景点;
      民风淳朴邻里交融:社区和睦、治安良好、积极参与、文体设施与场所健全,2/3 以上居民能天天见面、周周交流。
      还有生态城代谢网络(文明运作体系)。城市生态代谢网络是一类以高强度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口流为特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具备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多功能,经历着孕育、发展、繁荣、熟化、衰落、复兴等演化历程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系统。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其生态经济效率和环境影响;
      城市生态足迹:指维持城市基本的消费水平并能消解其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的总量。通过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的产量,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及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可以减小城市的生态足迹;
      城市生态服务:指生态系统为维持城市社会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活动而提供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产品、环境资源和生态公益的能力。其核算框架包括空间测度、时间测度、当量测度、格局测度和序理测度;产业生态效率:指产业系统生态资源满足城市需要的效率,是产品和服务的产出与资源和环境的投入的比值。评价时从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出发,分析从自然资源开采、材料加工、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及循环再生的所有环节,以寻求合适的经济方法或者政策手段来提高产业系统的生态效率;
      生态物流循环:本地食品生产和消费占城市总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百分比不低于50%,高效率的污水处理和节水及中水设施,人均生活用水低于100升/日,普及城乡生态卫生工程,户均1m2的社区堆肥池,70%的生活垃圾在社区内就地减量化和资源化。
      再有生态城能力建设(文明保障体系)。城市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以更新人的观念、调节人际关系、诱导人的行为、提高人的素质为主导,强调城市生态的人文过程。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调节和能力建设带动整个城市形态的彰显和神态的升华,促进物态谐和、业态祥和、心态平和与世态亲和的城市文明发展。要大力推进区域协同共生、城乡一体共荣、体制条块整合、天人关系和谐和社会均衡发展,着力调整局部和整体、眼前和长远、发展速度和质量、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关系。提升城市各部门、各单位和各阶层竞生、共生、再生、自生的社会生态活力。可以选择以下指标来度量:
      生态认知指数:包括决策者、企业家、科技人员和普通民众的生态知识(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工学、生态美学和生态经济学)、生态意识(全球环境变化、区域生态服务、人群生态健康、生态可持续性管理)和生态境界(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天地)。
      生态统筹能力:指城市各级管理部门对区域统筹、城乡统筹、人与自然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及内涵与外延统筹的一种协调与管理水平,及竞生、共生、再生、自生能力。
      经济发展活力:腹地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和潜力,生态系统的承载和涵养能力,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孵化和培育能力,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生态合理性,研究与开发、服务与培训人员的比例,经济发展的力度、速度、多样性和稳定性。
      社会参与能力是指城市为公众参与所提供的机制、体制和平台的完善程度,公众关心和参与重大决策的意愿、知识与技能, 社会自下而上监督渠道和自愿者的参与力度。
      生态城市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和自组织性的协调 
      城市管理的“生态”内涵有三层:一是作为管理工具的生态学理念、方法和技术,包括生态动力学、生态控制论和生态系统学;二是作为管理主体的人与环境(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社会、文化)间的共轭生态关系(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三是作为管理客体的各类生态因子(水、土、气、生、矿)和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农田、海洋)的功能状态。生态管理不同于传统环境管理,它不是着眼于单个环境因子和环境问题的管理,而是更强调整合性、共轭性、进化性和自组织性的协调。
      生态城市不同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竞生、共生、再生、自生机制的生态耦合,在于其从链到网、从物到人、从优到适、从量到序的生态管理方法的转型。生态城市建设需要通过生态规划、生态工程、生态管理、生态教育和生态监督的科学手段系统推进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
      生态城市管理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结合与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包括政府主导、科技催化、企业兴办、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生态教育是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要从观念更新认识到位、体制革新合纵联横、技术创新催化孵化、管理维新动态监控等多方面全面提高决策管理人员、生产经营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城乡居民的生态意识和知识水平,启迪全市官、产、研、民运用科学发展观去认识、简化、调控和欣赏复杂性,运用生态工程手段去规划、建设、管理和宣传可持续性。具体的行动路线包括制定生态城市发展纲要、强化生态城市体制建设、实施生态城市工程建设、加强生态城市宣教系统,推广生态城市文明地图、组建生态城市自愿军团等。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滚动发展。(本报记者任生心整理) 
    2010-09-09
  • 低碳是一个渐进目标
    王如松
    2010年03月20日18:0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生态风险:以气候变化、经济振荡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问题及以贫穷落后、超常消费和野蛮开发为诱因的生态健康问题。它们都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已成为这三大风险一个主要的罪魁祸首。
      温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全面推进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大建设,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提出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的新要求。
      低碳发展的科学基础是生态学。我们要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生态知识、生态技术和生态文明水平,全面体现生态学的竞生、共生、再生和自生机制, 积极鼓励开拓型、适应型、循环型和整合型的进化式发展,大力宣传生态整合型的低碳技术、低碳生活,逐步走向一个环境经济和谐的低碳生态社会。
      应当指出,低碳社会是一个渐进性、进化式的长远目标,只能逐步逼近,不能下猛药。我国现阶段尚处于工业化起步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冶金化工的发展都是以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增碳和高碳发展,近期内要实现低碳、降碳甚至零碳经济十分困难。
      有七千年悠久历史的我国传统农业虽然是一种低碳经济,其再生和自生能力很强,但生态效率和发展实力低下,其实是一种低速经济,与又好又快、平稳较快的发展方针相悖。虽然在一些生态涵养区可行,却需要发达地区提供一定的生态补偿来平衡。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回到低速发展的起跑线上平起平坐,只能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共生和不可持续的。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节能减排、污染治理,还要开源增效,进行生态建设。要把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生态政区建设相辅相成一起抓,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技术创新。要将环境保护改为环境保育,污染治理加上生态建设,从污染物排放的总量管理走向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与过程的管理。要把提高生态效率、减小生态足迹、强化生态服务、调谐生态关系与碳减排措施结合起来,同步减缓全球、区域和人群健康三个尺度上的生态风险。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改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0-05-10
  • 国际二恶英大会开在中国
    作者:潘希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8-23 22:6:3 《科学时报》(2009-8-24A1要闻)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8/223140.html
      8月24日,本来很普通的日子,但对某个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将有400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和400多位国内科学家汇聚在这里,几乎全世界POPs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会到齐。”为此事忙活了好几个月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这一天正是第29届国际二恶英大会开幕的日子。更为难得的是,这是29年来国际二恶英大会第一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召开。
    “过程如申奥一样波折”
    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一类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能力和高生物毒性的特殊污染物。二恶英是POPs中的一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有毒化学污染物。
    从科学家们在环境中发现它开始,一场持久性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地打响。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个领域起步只是相对晚一些。”郑明辉说,国际二恶英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是国际公认最权威的会议,到今年已经走过30年。
    “1993年,我国科学家才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是中科院生态中心研究员蒋可参加的,1994年到1998年又无一人参与,1999年我才和中科院水生所徐盈老师一起去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二恶英大会。”回忆往事,郑明辉坦言,那时根本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如此规模和权威的大会开到了家门口儿。
    几年间,我国对待减排POPs问题的立场、态度和在POPs领域的研究,开始让国际同行关注。而成功申办一次国际二恶英大会,被郑明辉戏称为“过程如申奥一样波折”。
    原来,2002年国内几位从事二恶英研究的科学家曾申办过一次二恶英大会,但最终二恶英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没有通过申请。
    “当时申办的是2006年的大会,其实没通过我们也有思想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几个单位有标准的二恶英实验室,能力建设明显比国际落后,研究人员也相对匮乏。”郑明辉说,当时生态中心的二恶英实验室也在建设中。
    基础建设的落后造成了另一个状况,那就是研究水平在国际上也“可以忽略”,郑明辉说,当时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POPs领域的论文比较少,国际上不了解中国的研究进展,把如此规模的会议主办权交给我国心存疑虑也在情理之中。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国该领域的研究从2002年到2005年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到了2005年,我国的二恶英实验室已经有十多个了,而且国内科学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了。
    “2005年我再去参加大会时,中国大陆代表已经有20多人了,而且当时我国还有许多二恶英实验室已经规划或正在建设。另外,一些大型的科研计划都在落实,包括2003年批准实施的、由江桂斌研究员负责的‘973’项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安全、演变趋势与控制原理’。”郑明辉介绍。
    “这些重大基础科学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且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郑明辉说。
    郑明辉认为,这与我国2001年签署《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2004年公约在中国生效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也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更多的研究资金投入,更多的科研人员参与进来,再次申办时机成熟。
    “2005年申请的时候,以江桂斌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团队作了非常认真的准备。”郑明辉说,“当时给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都发了精心准备的申请材料,说明中国现在以及未来在POPs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前景,包括北京的一些优势。当然,一些赞助商在申办过程中也非常支持我们。”
    江桂斌代表中国申办团队向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作了精彩的申办陈述报告。
    投票的时刻来临,这是三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
    “最后,我们全票通过。”郑明辉说。
    指引研究方向的风向标
    参与了几届大会后,郑明辉认为:“真正做这个领域的人都会觉得参加完这个大会收获极大。因为大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组织,每年都有一些非常固定的行业领军人物按时参加,他们所报告的内容都是各自还未发表的最新、最好的成果。”
    这样一个核心组织或圈子的范围大概在二三百人,高学术水平无可置疑。如果不能参与会议,等看到这些国际顶尖科学家的论文发表肯定要两年之后了。
    也正因如此,国家二恶英大会成了指引研究方向的一个风向标。
    最初,国际二恶英大会重点关注是二恶英类物质,但从1999年开始,会议上就出现了对除二恶英之外的一些溴代化合物和全氟化合物的研究和讨论。
    “这就是一种指向,2001年签署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开始规定的POPs物质全部是12种氯代有机污染物;今年《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9种新POPs就包括了溴代化合物和全氟化合物,这些污染物在以前的大会上也早就讨论过,大会与国际动态有非常高的关联度。”郑明辉说。
    正是因为这个核心圈中的科学家们不但基础研究水平高,而且对决策非常有影响,这也造就了国际二恶英大会的规模效应。
    郑明辉说:“当时申办成功之后,我们就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促进中国POPs研究的发展,让中国的科学家更多地了解前沿研究和未来政策的导向。比如,我国以前在新POPs方面了解得不是那么多,收集的信息不够全面。大会来了这么多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也可以增加我国对这方面技术和背景的了解。”
    郑明辉认为,国际二恶英大会在中国举办,将是中国学者及研究生开阔眼界的一个很好机会。为期5天的会议每天安排一场大会报告,而这些报告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把题目预定出来。
    “这与一些国内的学术会议不同,因为我们希望每天都有精彩的内容让与会者有兴趣去认真听。”郑明辉说,而大会报告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准备了一年的研究到这里全部拿出来,这是一个精彩之处。令郑明辉记忆深刻的是在英国召开的一次会议,科学家以漫画《辛普森一家》的形式来谈POPs的管理问题。
    另一个精彩之处在于大会最后的总结。每一个话题都有一个国际权威人士总结今年以来这部分研究的进展,比如,在POPs分析领域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技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仪器设备,今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这次大会收到论文的情况,论文主要集中在什么研究领域等。
    “这样的总结在一般的学术会议上很少,所以国际二恶英大会能够一直精彩到底。”郑明辉说。
    《科学时报》(2009-8-24A1要闻)
    2009-09-04
  • 小鱼监测京城水质
    日期:2009-07-07 作者:中国环境报记者 邓佳 摄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6版(http://www.cenews.com.cn/xwzx/cysc/sk/200907/t20090707_619281.html)
       由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研制的水质在线生物安全预警系统日前在京密引水渠正式投入使用。据实验室饶凯峰介绍,这套系统是在国家863项目资助下完成的,具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
      日本青鳉鱼,因其体形、敏感度适合生物预警研究,被国际公认为标准模式鱼种。一旦水质有细微的变化,小鱼的游动、呼吸、摆动等行为就会出现异常,从而切割测试管内的电场,系统将及时报警。报警信号可及时传送至系统匹配的检测电脑或手机上,相关工作人员可快速反应。据悉,新的水质监测系统正在检测中,不久将安放在北京田村的自来水五厂。小鱼们还将在世博会和亚运会期间在上海和广州市“上岗”,成为把守水源安全的“士兵”。
     
    2009-07-23
  • 和谐社会亟待建立生态文明
      (注:此文为《中国环境报》2007-10-22(第二版)为庆祝十七大胜利闭幕采访王如松研究员的一篇生态文明专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刘蔚
      2007-10-22
      本期对话人物
      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国际生态学会及国际生态工程学会执委,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城市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生态理论、方法及产业生态工程集成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和国际合作课题。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规划、产业生态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访谈精典导读
      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传统文明只包括精神文明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而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体制的内容,还应包括人们的认知。
      生态文明是人们贯穿经济、社会、自然的一种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文化振兴,是科学发展观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具体体现。
      环境和经济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社会、经济、环境的三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
      对话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蔚
      点击一
      焦点关注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关键思路
      天人关系的文明
      记者: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应包括哪些内容?
      王如松: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态。
      生态有3种内涵:首先,生态是一种关系,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周围环境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其次,生态是一门学问。一是哲学,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科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科学;三是工程学,是模拟自然、生态结构、功能、机理来建设人类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工程学或工艺学;四是美学,是人类品味自然、享受自然的审美观。此外,生态用于人类社会还表示一种文化,是人和环境在长期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脉、肌理、组织和秩序,是天人关系的文化。
      至于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自然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我国古代汉语中,文明这个词具有文采、文藻、开明、明智的意思。文明和文化在18世纪欧洲各国通常作为同义语使用,都是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俗、风尚等的综合体。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人类开化和进步的一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则指人类在改造环境、适应环境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自然持续共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方式的总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哲学、科学、教育、医疗、卫生)、对生产经营方式的组织(产品的纵向、横向和区域组织方式)、对人类行为的规范(道德、伦理、信仰、消费行为、价值观)、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制度、法规、机构、组织),以及有关天人关系的物态和心态产品(建筑、景观、产品、文学、艺术、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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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历史关键思路
      中国延续和传承了生态文明
      记者:生态文明是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吗?中国是否有着悠久的生态文明历史?
      王如松:从历史上来看,生态文明一词不是西方发明的,而是由四大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创造、延续和维持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即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即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个体的生存、竞争必须合乎道理和情理,但群体的共生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却有赖于事理和义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3000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华夏生态文明。
      当然,最近200多年,我们不仅科学上落后,传统生态文明也在衰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但是传统社会的生态自生和共生机制有所削弱。西方有宗教在平衡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社会心态。中国人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但我们却有2000多年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荟萃的中华文化,维持社会的稳定持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单位观念、社会共生能力很强。人的动物本能是温饱境界,市场经济基于功利境界,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必须有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和天地境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传统文化全部砸烂,市场经济恢复了功利境界极度膨胀,但道德、信仰境界却相对滞后。只有5类境界相辅相成,我们的现代化才可能持续。八荣八耻、三个代表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就是要解决这后几类境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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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关键思路
      国际社会广泛重视
      记者:生态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重要历程?
      王如松:生态文明在国外属于人类生态学范畴。从现代来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形成了人类生态学。他们提出把自然生态的一些原理应用到城市中,管理好城市社会,这是城市的生态文明。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利奥波德1948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准则,即人只是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使人作为自然的主宰。土地伦理学提出在农、牧、渔等农业活动中应善待自然、善待土地、善待牧场、善待海洋,使其能够持续利用。这是农业生态文明的表现。
      美国著名海洋生态学家卡尔逊1960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是近代生态文明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卡尔逊呼吁人类不要残酷地对待自然,要恢复理性,倡导一种生态的、合理的文明。这本书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从政府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生态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结论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要善待地球、善待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解决了一个“或(or)”字。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环境和发展要平衡,强调了一个“和(and)”字。但实际上,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平衡。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里约10年环境高峰会上,又提出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经过近200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生态文明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的革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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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关键思路 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本身获得经济效益
      记者:我国对于生态文明概念有哪些理解?
      王如松:国际上的生态文明观大致有三大派:一是生态掠夺派,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走的是这条损人利己的工业文明道路。今天我国的高速发展既没有全球殖民地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力,也没有百年的时间去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健康,这样回归工业文明没有前途;二是生态回归派,一切原始生态系统都是合理的,什么都不能动,改变的都得恢复,一些激进的环保组织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这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其结果只能是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是文明退化观;第三是生态建设派,主张适度开发资源,但不能超载,生态系统不仅需要修复,也可以顺应生态学规律去人工创造,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协同进化观。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态学会前理事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马世骏就提出,社会的发展不能只要经济,也不能只要环境,还应该要有社会。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现代生态文明不仅要强调和谐、循环,还要强调效率、发展的力度。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现代的生态文明强调的是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效益。因此,我们既要有传统发展的稳定性、和谐性,又要有现代的力度、效益,这两者要均衡。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技术手段是小农经营,生产力不高。我国整体上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我们的建设既需要发展的稳度又需要发展的力度;既需要节流,又需要开源;既需要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又需要开拓竞争和外向共生。现代生态文明必须在吸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竞争经济和共生经济,在自然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实现线性与循环叠加的螺旋型增长。如果只强调物质的闭路循环而忽视产业发展的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骤会十分缓慢。两条腿走路,才是完整的循环经济。
      记者: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王如松:答案是否定的,江苏省大丰市生态市建设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大丰市是苏北沿海淤长型滩涂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从1987年开始,在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我们配合大丰县人民政府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级市规划。
      规划分成3个阶段:1990年-2005年,是生态市建设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社会全面启动、观念转型和能力建设阶段;2005年-2020年,是生态市建设全面展开、产业转型和体制改革阶段;2020年以后,是生态市建设全面优化、社会转型和功能和谐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后,我们组织了对过去15年经验教训的回顾性研究。研究发现,大丰市实际上虽然只接受和实施了规划内容的一小部分,但过去15年,大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3番;2004年GDP比1986年增长100亿元;城市化水平从1992年的16.5%增长到2004年的38.7%;三次产业比例由1986年的53.1:28.6:18.3调整到2004年的29:39:32。大丰原来是全国2000多个县中处平均水平的县,2004年,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95位。15年来,大丰环境基本保持在规划实施初期的水平,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恶化。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态意识和认知水平以及市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得到数十项国家级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荣誉称号。
      记者: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是什么?
      王如松:过去10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3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正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旧的文化连同其精华与糟粕经过一次次革命和运动被逐渐否定,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先后涌入中国。各种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文化交相作用,华夏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改变。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国城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富国强、日新月异。
      在庆幸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些地区,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给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强烈的生态胁迫效应。几乎所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和殖民地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在这些转型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的进化和环境的退化在这些地方同样触目惊心。
      环境问题的生态学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调控机制上的缺损。一些地方物欲横流、生态滞竭、心浮气燥、假冒伪劣的现象不乏其例。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文化关联的失落和认知的滞后。生态文明的振兴和人类生态的恢复已刻不容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口号,一场社会、经济、环境和科学领域的生态革命正在各国悄悄兴起。这场革命的实质是逆转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退化趋势,恢复人和自然的生态潜能,从技术、体制、文化及认识领域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意识和生态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城市社会向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在新一轮生态革命中,现代化的内涵不再是高能耗、高消费、高自动化、高生态影响的工业文明,而是高效率、低消耗、高活力的生态文明。其生态痕迹将从消极的污染型、破坏型向积极的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现代化的目标已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三维的复合生态繁荣:财富、健康、文明。这三者中,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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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我国生态文明现状关键思路 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严重缺乏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应解决哪些问题?
      王如松: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应包括体制的内容,体制文明应该是很重要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城乡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树状体制,条块分割,横向联系不够。经济系统缺乏物质循环,社会系统缺乏信息反馈。比如在做出一个决策、制订一项政策时,应将结果反馈回来。但我们目前反馈渠道很不畅通,时间很漫长,或者根本反馈不回来,或者直到发生了恶果才知道。而自然生态强调的是正反馈和负反馈。决策者在做决定时,就应该知道这项决定的后果。然后可以采取调节方式,过多了就减少、过少了就增多。
      传统文明只包括精神文明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而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体制的内容,还应包括人们的认知。
      比如去年我作为绿色奥运宣讲团成员,在一次生态学知识演讲中曾提及沙尘暴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危害,但并不是一无是处。沙尘暴本身给海洋生物带来了营养物质,沙尘暴的碱性尘埃在中和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后能减少酸雨的危害。这本是生态学中的简单常识,但被媒体报喜不报忧地报道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不但遭到数万网友的“炮轰”,甚至还被列为“2006年中国十大笑话”。其实我原意是针对某媒体问我“北京到2010年能否彻底根治沙尘暴”的问题,想普及一些生态哲学知识,告诫人们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但这场风波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在全社会包括决策、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公众中普及生态知识、宣传生态哲学和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反映了我们生态学工作者肩上沉重的社会责任。
      这场争论表明,人们的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工学和生态美学知识和生态意识都有待提高。同时也反映了在全社会包括决策、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公众中普及生态知识、宣传生态哲学和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反映了我们生态学工作者肩上沉重的社会责任。
      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通常会存在一些误解。人们经常强调生态均衡、生态平衡。实际上,生态均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生态没有均衡,只有和谐,是谐而不均。生态里讲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捕食者吃被捕食者”、“寄生者吃被寄生者”……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不均衡的,但它们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却形成了强弱共生、协同进化的和谐食物链。
      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生态文明,有利于改变目前人们生态知识缺乏和生态意识低下的局面,有利于人们秉承科学发展观,客观、科学地认识自然、改造环境。
      除了体制文明、认知文明以外,物态文明也十分重要。比如,现在一些人简单模仿美国人高物耗、高能耗的消费方式。其实,如果全世界人都模仿美国人生活,至少要5.5个地球才能养得起。此外,还有生产方式。很多企业没有考虑到消耗的资源、生产的过程,以及产品在消费和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问题,而只考虑到生产产品所获得的最大利润。因此,我们应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对环境友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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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关键思路 净化、绿化、活化、美化、文化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和内容有哪些?
      王如松: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部分,包括安全生态、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这三大支柱。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媒体和全体公民的热心参与。生态文明是人们贯穿经济、社会、自然的一种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文化振兴,是科学发展观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具体体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包括:从科学层次认识生态(科技),从系统层次管理生态(政府),从工程层次建设生态(企业),从社会层次宣传生态(媒体),从美学层次品味生态(民众)。
      生态文明建设在宏观上要逐步影响和诱导决策管理行为和社会风尚,在微观上逐渐诱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从金钱、功利取向转向社会的富足、健康与文明)、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转向功能导向,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变)和消费行为(从高能耗、高消费、负影响向低能耗、适度消费、正影响过渡)的转型,增强科学决策能力,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全社会从物的现代化向天人关系的现代化转变,塑造一类新型的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决策文化、社区文化、媒体文化和科技文化。
      以生态城市建设为例,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质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孵化诱导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统筹兼顾分步实施、典型示范滚动发展。其内容有:净化(干净、安静、卫生、安全)、绿化(结构、功能、过程、机制)、活化(水欢、风畅、土肥、生茂)、美化(整体、协同、循环、自生)、文化(人气、文脉、肌理、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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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联系
      关键思路 亟待建立生态文明
      记者:和谐社会需要建设生态文明。
      王如松:是的。和谐社会在生态学上有4层涵义:一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水、土、气、生、矿等自然生态因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生态和谐;二是人的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方式的经济生态和谐;三是人的境界,温饱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天地境界等人类生态境界的和谐;四是社会的技术、体制、文化在时、空、量、构、序层面的系统生态管理方法的和谐。
      和谐社会通过科技、政治、文化3种途径来推进。科技是格物的,主要是强调物质文明、推动经济发展,设计的是物理空间;政治是主事的,即管理众人之事,要创造一种政治文明,调理的是事理空间;文化是育人的,倡导精神文明,调节心灵空间。生态关系的调控就是想把这几方面穿针引线,促进一种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谐的生态文明,它强调的是一种多维生态关系空间。
      记者: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哪些联系?
      王如松:当前国内外环境研究的焦点正从浅层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交通拥堵、健康下降)向深层的生态问题(生态安全、生态健康、城市的代谢、整合规划和系统管理)过渡。可持续发展急需观念、体制和技术的生态转型:从问题导向走向功能导向,从末端堵截走向过程调控,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建设,从物理工程走向生态工程,从纵向管理走向系统整合。
      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社会、经济、环境目标,竞生、共生、自生机制以及硬件(科学、技术、资源、资金)、软件(体制、规划、组织、管理)、心件(思想、伦理、认知、信仰)手段的三赢。从机制上讲,市场经济依靠竞争,社会主义强调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力更生,三者合一才能和谐,少一个都不行。光是市场经济不行,所以西方出现了“有道德的资本主义”;光是共生不行,不能再要社会主义大锅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导致政权的变迁;光是自力更生、回到过去顺天承运、闭关自守的传统农业经济更不行。
      从目标上讲,我们既要丰衣足食、积累物质财富,又要生理心理、人居环境和区域生命支持系统的生态健康,还要有文化、精神生活的现代文明。从手段上讲,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既要依靠硬件,又要依靠软件,还要提高人的素质,即心件。所以,环境和经济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社会、经济、环境的三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不仅要经济和环境,人的发展也很重要。经济富强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中国环境报》2007-10-22
    2009-07-04
  • 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在北京开幕
    来源: 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www.cas.cn/10000/10001/10010/2009/135944.htm 



    图为院领导参观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实施20周年,宣传保密知识,提高全员保密意识,6月1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科学院保密宣传教育展”在北京地理资源所展馆开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秘书长李志刚共同为展览揭幕,办公厅主任蒋协助致开幕辞。中科院机关副处以上干部及有关人员共150余人参加开幕式并随后观看了展览。
    这次展览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首次在全院范围内组织的大规模保密宣传教育展览,院党组给予了高度重视,路甬祥院长亲自为本次展览题词:“保守国家秘密,责任重如泰山”。展览以文字和漫画相结合的展板方式介绍保密法律法规和保密基本常识,并配以大量的失泄密真实案例。展览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
    参观完展览后,院机关的同志纷纷表示,这次展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看完后很受教育。面对新形势和新技术条件下保密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提高保密意识和保密法制观念,增强保密工作技能显得尤为重要。今后一定要将自身业务工作与保密工作紧密结合,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真正做到警钟长鸣。
    2009-06-29